胡人和汉人谁更能打?如果没有冉闵“杀胡令”

作者: 历史  发布:2019-01-09

  编者按:在网络上,典型的游牧民族胡人和农耕民族汉人谁能更打?这是一个相当有热度的话题。很多《狼图腾》的信奉者认为胡人骑射技术高超,生性剽悍无比,汉人面对胡人只有跪的份儿。还有人以魏晋南北朝为例,说西晋皇帝被俘虏,汉人丢了半壁江山,如果不是冉闵搞了一个什么“杀胡令”,汉人就要被胡人杀光了云云。那么,真的是这么一回事吗?

  汉人真的面对胡人不堪一击?这个说法其实用归谬法便能证其伪。如果胡人战斗力线多年的江山便无从维持了。梳理十六国南北朝时的战争,其实胡汉双方胜负比,基本上是持平的。而且,胡汉民族也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而战争的胜利,往往取决于胡汉军队谁能更有效发挥优势、规避短板。

  结合十六国南北朝的具体历史环境来看,胡人和汉人各自的优势,大概体现在这些方面:

  一是汉人的组织化程度更高。集体性是军队的首要特性,内部不和谐、机制不稳固的军队,纵然个体武技再强,揉到一起也只是一盘散沙。在这方面,汉兵具有天生的优势。汉人军队从征兵、管理、供养,到训练、调动、指挥等,每个环节都有程式和规制,在长期的统一指挥、统一号令熏陶下,汉人军队大部分情况下都带有与生俱来的内部协调性。

  虽然东晋南朝内部,常常困于皇帝、门阀与流民帅的互相纷争,但只要北军来攻时,大家能抛除成见、共同对外就能打出优秀战绩。前秦第二次南侵(淝水之战,383年)、北魏侵梁(502-504年左右)等大战,南军打的都是战线长达数千公里的大规模协同作战,而最终胜利,正是靠高度的协调配合性。组织化程度高的军队,可以让个人的勇武显得毫无作用。却月阵(418年)就是东晋南朝汉兵以整体战力完虐胡兵的最佳例证。被敌骑兵围困于越骑城时,徐猗之这种名不见经传的选手,也能于仓猝间“以长戟结阵”,顽强地抵抗到援兵来救。

  二是胡人擅长爆能量。胡人军队一出场,大多是挟沛然莫之能御的气势,打对手无从招架。五胡乱华时这种场景一再出现,匈奴、羯、氐和鲜卑勃兴时无不如此。其中奥妙,并非胡人基因里天生刻着爆能量的神技,还要从胡人部族体制上找原因。胡人部落大多体量小,决策灵活;政权结构非常原始,军事决策受到政治牵制干扰较少。因而一项决策从酝酿到形成、执行、落实,甚至中途转换,都非常迅速而快捷。这样的军队碰上被制衡制度与官僚体系所约束和掣肘的汉人军队时,往往能打出以快吃慢、以强击弱、批亢捣虚的炫目效果。

  拓跋魏的复兴、赫连夏的崛起、契胡尔朱氏的爆发,几乎都是这样的过程。其中尤以拓跋魏的复兴最为典型。拓跋氏参合陂痛击后燕慕容宝后,虽说被慕容垂打了个快速反击,但慕容垂刚一死,拓跋珪就立即抓住后燕内乱的天赐良机,发动了极其快速的灭国战争,其反应速度和军事行动的连贯性、精准度都令人击节赞叹。从整体上看虽然是魏小燕大,但在每一处局部战场,魏军几乎都是以多打少、以快击慢,信都、中山、邺城几处大城被破,后燕帝国便如庖丁解牛一般轰然散架。这场亡国之战,慕容氏输的真是没脾气。而从宽时域、大格局上看,呈现老态、被各种因素所掣肘,无法有效发挥战斗力和战争潜力的中原政权对抗新兴游牧胡族,最重要的就看能否顶住胡族爆能量的狂暴攻击,顶得住则活,顶不住就完。

  三是汉人战争潜力更大。胡汉兵最大的区别,在于与政权、社会的联系性。胡族兵之所以能实现快速闪击、千里突击,依靠的是掠夺性补给,不管人力还是物力。这种战争资源的获得方式是无法持久的,除非胡族有不出世的天才人物,能迅速建立起国家机构,改变补给方式,否则,只会陷入“狂风不终朝、骤雨不终夕”的窘境。而汉兵恰好相反。

  其实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在五胡此起彼伏的同时,北方汉人豪强势力也在充分发展。西晋沦亡后,北方豪族势力始终维持着相当的武力产出模式,无论是河北的崔、卢、李、郑,还是河东的薛、柳、裴、杜,乃至关中的韦、杨、苏等大姓豪强,都盛行蓄养部曲私兵的风气。其军中人事安排、后勤补给模式、兵员调发模式,都下意识地遵行着封建王朝组建军队的成例。这些豪强,时机成熟,稍加利用,便可以制造出强大的军队。

  鲜卑系的北周、北齐帝国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对之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北齐慑于汉人人多力量大,并囿于胡汉分治的成见,对汉人军队进行排挤打击,甚至不惜借敌国之手消灭汉人豪强兵。比如556年的钟山之战,北齐方面近10万原属高敖曹和其他汉人将领(如河北封氏、李氏、卢氏)的军队,在稀里糊涂的指挥下,被南陈歼灭于建康钟山之下。而作为东魏北齐最杰出的汉将,高敖曹(491-538年)四兄弟有3人性命断送于齐神武帝之手。不惜自斫手足地断送汉人军力,反映出河北汉人豪强武装的强大,以及高氏北齐的畏惧。

  北周由于鲜卑兵损耗殆尽,情急之下不得不借重于关陇汉人豪强,大统九年定令“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周书》卷2《文帝纪》),这就是著名的府兵制创建的起点。当时事机急迫,北周增建军队并没有一板一眼地走募、训、驻、调的流程,而是直接将豪强乡兵改造为国家直属军队。换句话说,就是捡起了汉人豪强们二百余年来发育好的模具,从而达到快速扩充军力的目的。汉人们也确实让西魏北周如愿以偿,短短十余间,北周军队从四五万人的规模,扩充到二十余万。其战争潜力之大、潜力转化为实力之快,简直让人目不暇接。以汉人为主的军队迅速帮助弱小的关中政权稳住了局面,并逐步从被动挨打转向对外扩张。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最后正是这支汉人府兵部队统一了北方。

  四是胡人的骑射技术是重要加成。评价胡人和汉人战斗力,不管怎么说,也绕不过骑射技艺。早在西汉时,晁错在其名篇《言兵事疏》中就指出,“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疲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虽然汉人在步下对决不怕胡人,“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但对方凭借着骑射,玩打带跑,你就是拿对方没办法。

  而胡汉生活区域的巨大差异,以及产马地的制约,使得汉人拥有优秀骑兵的难度很高。梁朝为了提高骑兵质量,在西北边境雍州(南朝侨置,在今湖北襄阳一带)养殖战马,数量不过2000余匹,已称大宗。然而537年梁朝在汉中击败西魏后,西魏为了稳定南方战线匹战马,以换取与梁的和平。

  不管胡人汉人,能不能打并不是一言而决,而靠的是对自身优缺点的扬弃。以己之长,击彼之短,自然无往而不利。说到底,军事行动追求决策效率与战争成本,而胡人的体制更利于军事行动,也因为拥有战马资源和更低的战争成本,所以往往能在战争初期占据主动。但这种体制缺乏韧性,也特别依赖优秀的军事统帅,所以容易陷入“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死循环。

  传统农耕民族正确的体制可能不利于军事行动,甚至会形成约束和掣肘。但这也是为了让文明和国家正常发展的必要牺牲。就好比,肾上腺素能帮助人更能打,但天天分泌肾上腺素的人能活长吗?就好比五胡里的羯、氐两族很符合那些《狼图腾》理论粉丝的期望,但两族却消逝于历史当中,而鲜卑中的优秀领导人哪怕激起本族的激烈反抗,也要强制推行被那些种族主义拥趸所嗤之以鼻的汉化制度,从而最终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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