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硕 拓跋氏与魏晋政权的早期关系——兼论拓跋

作者: 历史  发布:2019-08-20

  原标题:郭硕 拓跋氏与魏晋政权的早期关系——兼论拓跋早期民族交往史料的辨析问题

  《魏书·序纪》与《晋书》等传世史料所见拓跋氏与魏晋间的关系,在叙事详略、事实细节和交往状态等层面皆多有不同,表明了史家的不同立场,同时也留下了不少问题。对魏晋时代的官印进行横向比较可以发现,中央政权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颁发的官印数量很多,拓跋氏遗留的几方官印很难用来直接对应某个特定的历史事件。不过,这批官印却是拓跋氏接受西晋官号,以少数民族附属者身份与西晋进行交往的直接证据。在史料记载本身比较简略的情况下,传统的逻辑是寻求不同史料之间的共同点以求扩大证据链条。在处理拓跋民族交往早期史料时,需要注意寻求史料共同点逻辑前提是否确实存在,避免不必要的过度解释。

  鲜卑拓跋氏是北魏政权的建立者,在历史舞台上发挥过极为重要的影响。目前,学术界已对拓跋鲜卑的起源及南迁历程、部族的发展演变和民族融合、鲜卑代国的早期历史及汉化进程等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也多有涉及拓跋氏与魏晋中央政权关系者。但迄今为止,在诸多关键问题上仍旧争论不休。这些争议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记载早期拓跋氏的史料渊源复杂,不同的史料记载又经常互相矛盾。鲜卑拓跋氏早期与中央政权交往的情况,《魏书·序纪》有一些简略但非常重要的记载,被视作从“边缘”看“华夏”的珍贵史料。从中原政权的角度来看拓跋氏的史料,除唐修《晋书》以外,尚有敦煌残本《晋纪》等一些零星材料可供比对。除此以外,考古研究的进展,也为今人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新的材料。史料对待相同史事的态度各不相同,本身能提供丰富的历史信息,对史料的辨伪也同样重要。本文拟依托拓跋氏与华夏政权两方面的文献记载,以谨慎的文献学方法,结合出土材料,循着早期拓跋氏与华夏中央政权的交往这一线索,从不同的历史记载中清理出某些不合史实的成分,希望能够从研究逻辑的角度澄清某些误解,对相关问题的思考能更进一步。

  拓跋氏与华夏民族的关系,是《魏书·序纪》记载的核心内容之一。同时,《序纪》也是现今所见拓跋氏与魏晋中央政权交往状态最早的也是唯一的系统记载。相对而言,《晋书》等来自于中央王朝的记载则要简略得多。除了繁简的不同以外,二者所包含的信息也不对称,甚至有很多矛盾之处。《序纪》记载拓跋部与中央政权的官方交往始于曹魏景元二年(261)力微遣子沙漠汗入曹魏,比《晋书》记载拓跋氏与西晋的交往早十多年。《晋书·武帝纪》记载,咸宁元年(275)“六月,鲜卑力微遣子来献”,是为《晋书》记载拓跋氏之始。这则材料记载于正史的本纪中,书法与其他少数民族首领遣使朝贡相同,而与北魏方面的角度完全不同。据此可以推断,这条材料来自于西晋官方档案记载,这是中央政权官方材料记载中,中央与鲜卑拓跋部交往的开始。吕思勉根据《晋书》咸宁元年的记载与《魏书·序纪》时间相合的事实,推断《序纪》记文帝如晋事乃依附西晋记载而来;而之前的魏氏与力微言和,其子入侍于洛事,皆史无可征。不过,由于史料的单一,学者在论证相关的年代问题时,又不得不主要依据《序纪》的记载,或者同时引用《晋书》中仅有的几条记载。

  实际上,《魏书·序纪》和《晋书》对双方交往状态的记载,也存在相当的差异乃至矛盾。《序纪》说力微决定与曹魏和亲时,告诸大人曰:“历观前世匈奴、蹋顿之徒,苟贪财利,抄掠边民,虽有所得,而其死伤不足相补,更招寇雠,百姓涂炭,非长计也。”基于此,《序纪》所见拓跋氏对中原的曹魏政权采取的基本是和平策略,所谓“始祖与邻国交接,笃信推诚,不为倚伏以要一时之利,宽恕任真,而遐迩归仰”。然而从《晋书》看,这一时期拓跋部和中原王朝之间的交往,似乎并不像《魏书·序纪》中所描述的那样一直和平往来。《晋书·卫瓘传》云:“幽并东有务桓,西有力微,并为边害。瓘离间二虏,遂致嫌隙,于是务桓降而力微以忧死。”可见西晋政权已经将力微视作边境的威胁。其间西晋政府可能还发动过对拓跋氏的战争,如《晋书·武帝纪》就载有咸宁三年(277)春正月征讨拓跋部的事:“使征北大将军卫瓘讨鲜卑力微。”按《序纪》所说,咸宁三年正是沙漠汗归国之年,卫瓘的离间之计也正是沙漠汗的重要死因,趁机离间拓跋诸部可能也正是这次战争计划的一部分。

  对于卫瓘离间力微部落事,《序纪》和《晋书》都有提及,而《序纪》所载信息较多。其记力微之死事云:

  乌丸王库贤,亲近任势,先受卫瓘之货,故欲沮动诸部,因在庭中砺钺斧。诸大人问欲何为,答曰:“上恨汝曹谗杀太子,今欲尽收诸大人长子杀之。”大人皆信,各各散走。始祖寻崩。

  田余庆先生考证《晋书·卫瓘传》中的“务桓”就是“乌桓”,《序纪》中的“乌丸王库贤”与力微正是卫瓘“离间二虏”的对象,得出拓跋、乌桓本是错居杂处的结论。这是比勘《序纪》和《晋书》两种材料证史的典范,已经广为学界所熟知。

  《序纪》所见力微死后的历史,则更多地与西晋政局的变化发生关系。特别是刘渊起兵以后,沙漠汗之子猗㐌(桓帝)、猗卢(穆帝)兄弟率军帮助西晋两任并州刺史司马腾和刘琨,西晋政府还先后封授猗㐌、猗卢兄弟“大单于”、“代公”、“代王”等号。这些史事,《序纪》和中原王朝的史料大抵皆能对应。如猗卢受封代公、代王,《晋书》之《怀帝纪》《愍帝纪》皆有记载,《宋书·索虏传》以及敦煌本《晋纪》也有一些记载,南北方的记载除个别时间和其他细节偶有抵牾以外,其他内容基本都能吻合。对于《序纪》力微死后到猗㐌、猗卢时代叙事的真实性,至今尚未见到史家表示怀疑。值得注意的是,猗㐌、猗卢之后的什翼犍时代,《魏书》和《晋书》的记载又出现了很多差异,甚至有些完全难以弥合的矛盾之处,如什翼犍是被俘还是被杀,就引起较大的学术争议。

  对于两种史书记载相异的问题,从现有研究的实践来看,可能采用的是两种处理方式。第一种是结合某些理论或者逻辑进行推理。对于拓跋氏是否是“边害”问题,从人地关系的理论来说,如果遇上“鲜卑众日多,田畜射猎,不足给食”的情况,面临生存危机的拓跋氏也有可能会与其他北方游牧民族类似,定期南下劫掠。力微对魏晋友好的目的或许也是为了获得《序纪》所提及的“金帛缯絮”之类的物质利益。以社会文化的发展水平来看,拓跋部当时应当没有能力与中原王朝争夺正统地位,因此双方关系似乎亦不可能对等。当然从双方不同的史料进行诠释,得出力微时期的拓跋氏和中央政权已经有密切联系的结论,是没有问题的。第二种处理方式是关注史家的立场。《剑桥中国史》提到《魏书》所见周边民族史料的性质时说:“传统的中国史家对外族的记载,不注重其人种和详述其族类,而是注重外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甚至由外族人建立的北魏也是如此。外族人受到关注,或是因为它们的臣服提高了中原王朝的声望,或是因为它们的存在威胁到中国的统一。”以拓跋氏口耳相传的“代歌”改编而成的《序纪》,可算得上《魏书》中保留最多“外族人”特质的部分。然而《序纪》记载拓跋早期史事,涉及与华夏关系的内容特别多,乃至宣称拓跋氏是黄帝之后,这其实也体现了北魏史家的华夏立场。

  利用民族史或环境史等现代的学理逻辑或者关注史家的政治立场,某些问题可以得到解决,但很多问题仍旧会有疑问。比如,比对史料的“异”与“同”之后,可以进一步提出疑问,《魏书·序纪》记载并非北魏皇帝的直系祖先但与晋王朝关系密切的猗㐌、猗卢时代史事,为何会比之前、之后的时代都更加符合《晋书》的记载?又比如,《三国志》注引《魏书》说“匈奴及北单于遁逃后,余种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兵”,直到曹魏时代,北部草原仍旧部落繁多,关系复杂。从《晋书》看,即算是到了拓跋部强盛的猗㐌、猗卢时代,幽并一带就至少有慕容部和段部的势力与之相当。结合《魏书》诸传,可知其间还夹杂着宇文部、独孤部、铁弗部、贺兰部、白部等大大小小的势力。那么在这些势力之间,拓跋氏到底处于何种地位?魏晋中央政府对待拓跋氏的态度,又与这些大大小小的部落有何异同呢?史料背后的历史事实,可能还需要借助更多的证据才能准确揭示。

  拓跋氏与中原政权交往的情况,出土资料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不少证据。如上世纪早期发现的“代王猗卢墓碑残石”,其意义得到罗振玉、周一良、田余庆、曹旅宁等先生的高度评价。可惜残石仅残存“王猗卢之碑也”六字,更多的信息难以考知,以至于碑的性质到底是墓碑还是纪功碑也还有争议,不过其提供的信息至少可以确证史书所见猗卢姓名的写法、晋所授王爵准确无误,还可据此了解拓跋氏立碑的风俗,等等。

  另一批较为重要的出土材料,是1956年于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凉城县蛮汉山南部沙虎子沟出土的一批可能为西晋时期的拓跋氏遗物。这批文物中有官印三方,分别是“晋鲜卑归义侯”金印、“晋乌丸归义侯”金印和“晋鲜卑率善中郎将”银印,同时还出土一件四兽型金饰牌,上阴刻“猗金”3个汉字。蛮汉山遗址正好位于拓跋力微部族所在的核心地区盛乐古城遗址东面不远处,恰在拓跋部的范围之内,“猗”当即是《魏书·序纪》中的桓帝猗㐌。不少学者从猗㐌的史料出发,认为“晋鲜卑归义侯”、“晋鲜卑率善中郎将”的颁发当出司马腾之意,并认为这批文物的出土证明《序纪》中“晋假桓帝大单于,金印紫绶”之说并非虚语。不过,这种解读似乎有逻辑矛盾,“归义侯”与“大单于”显然是不同的名号,级别也全不相同。而且,《通鉴考异》保存了一段珍贵的史料,让今人知道“晋假桓帝大单于”的同时还授予猗㐌“代公”的称号。《通鉴考异》引刘琨《与丞相笺》云:

  昔车骑感猗㐌救州之勋,表以代郡封为代公,见听。时大驾在长安,会值戎事,道路不通,竟未施行。

  刘琨笺文中的“车骑”即是司马腾,“猗㐌救州之勋”就是《序纪》中司马腾受到刘渊的攻击,“桓帝以轻骑数千救之,斩渊将綦毌豚。渊南走蒲子。晋假桓帝大单于,金印紫绶。”从这段材料可知,早在刘琨之前,司马腾就已经上表求封猗㐌为代公了,且为怀帝认可,只是由于特殊情况未得实现。何德章先生曾注意到《序纪》中“晋假桓帝大单于”为何添一“假”字的原因,认为其时晋怀帝辗转流移于长安、邺城间,其事当出司马腾之意,故以“假”为辞。实际上,《序纪》在记“假”大单于的同时漏记了猗㐌的另一重身份,就是“假”代公。《序纪》对猗卢受封的表述,也是“晋怀帝进帝大单于,封代公”,其实同时赐予两个封号已有猗㐌的前例可循。总之,《序纪》所说的司马腾授予猗㐌的官印不可能是“晋鲜卑归义侯”之类,而应是“大单于、代公”。换言之,将这批官印与《序纪》中的“晋假桓帝大单于,金印紫绶”联系起来,很难站得住脚。

  也有不少学者从鲜卑和乌桓的官印同出的现象寻求解释,如田余庆先生说鲜卑、乌桓两金印都称晋“归义侯”而且形制全同,大小微异,当是同时受赐于晋,而且说不定就是在晋“离间二虏”之时。不过,以这两方官印作为论证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的证据是可靠的,但是否与力微有关则很难确定,所以田先生也采取极为谨慎的态度。毕竟从力微死去到猗㐌勃兴相去近三十年,期间还有一段“诸部离叛,国内纷扰”的时期。从现有证据看,只能确认这三方官印是西晋时期拓跋部的遗物,至于是颁发给力微还是猗㐌本人或是其他部众的,甚至是源自西晋封授还是拓跋部的战利品,也还都有争议。

  对于这类出土的官印,不应该仅仅从持有者本身的史料去考察其性质,还应对这一时期出土的类似官印进行横向的比较。魏晋时代类似官印出土已经很多,仅就罗福颐《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一书所见,西晋有关鲜卑的官印就有“晋鲜卑率善邑长”四方、“晋鲜卑率善仟长”三方、“晋鲜卑率善佰长”六方等多种。虽然无从知晓这些官印中的“鲜卑”究竟为哪一部,但与蛮汉山所发现的官印格式、规制都很类似,可见西晋时期类似官印颁发过多种。与此同时,西晋政府对乌桓等族也颁发有类似格式的官印,《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收录“晋乌丸归义侯”金印两方、“晋乌丸率善邑长”、“晋乌丸率善仟长”、“晋乌丸率善佰长”各数方,以及胡、氐、羌、卢水诸胡类似官印各若干。另外,颁发给鲜卑族的此类官印也并非是西晋独有,汉代即有“汉归义鲜卑王”的官印出现,曹魏时已见有“魏鲜卑率善仟长”、“魏鲜卑率善佰长”等数种。“归义侯”、“归义王”等类似名号,在文献史料中亦见记载,如《三国志·鲜卑传》有“归泥叛比能,将其部众降,拜归义王”、“文帝立素利、弥加为归义王”的记载;又《三国志·东夷传》叙述马韩受魏封号的情况云:“其官有魏率善邑君、归义侯、中郎将、都尉、伯长”。这些性质类似,种类级别繁多的官号、官印,正是魏晋中央政权封授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一种常态。

  更值得注意的是“归义王”“归义侯”这类封授的数量。《魏志》裴注引《魏书》记载,东汉建武二十五年(49),乌丸大人郝旦等率众诣阙,光武帝一次就“封其渠帅为侯王者八十余人”。实际上,当时少数民族无论大小,多有专门为取得中央王朝的印绶而遣使朝贡者。曹魏时,崔林就以为,“余国各遣子来朝,间使连属,林恐所遣,或非真的,权取疏买胡,因通使命,利得印绶,而道路护送,所损滋多。”可见,以通使命为名向中原王朝索取印绶的做法,在少数民族各部中很流行。“归义王”“率善邑长”一类官印出土数量之多,正好印证了崔林的说法。从魏晋政权的角度来说,颁发此类官印本就是对待北方少数民族乃至其他周边国家一贯的政策,并非只是因为发生特殊事件才会采取这样的方式。这种传统渊源久远,自汉代以来,类似官印的授受已经成为标识“外臣”身份的固定模式。日本学者阿部幸信认为,汉代外臣印上附加的“汉”字,并非表示授印对象为异民族,而是说明该印的持有者处于汉朝之“外”,且与汉朝的皇帝缔结了个人关系,形成了“家”。同样,带有“晋”国号的“归义”“率善”官印,可算是拓跋氏与中央政权之间的“外臣”关系的直接证据。

  以横向比较的角度来衡量蛮汉山出土的这批官印,恰恰能说明拓跋氏与西晋关系的基本面貌。在西晋时期,拓跋鲜卑部也同其他许多北方少数民族部落一样,接受西晋官号,以少数民族“外臣”的身份与西晋进行交往。这批官印不止一枚,甚或还有乌桓的官印,而且级别也不相同,说明当时接受官印的可能不止拓跋部的最高首领,还包括乌桓首领乃至拓跋部内部一些相对较小的部族头领。这一系列的官印出土是当时拓跋部接受晋朝封号的直接证据,也说明当时拓跋部无论首领还是内部各部族,都是以接受晋朝封号的臣属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对于力微和曹魏的和亲为何不见于中原史料的记载这样的问题,其实也可凭藉这批官印得到某种合理的解释。《三国志》等史籍未明确记载拓跋部与曹魏的关系,其原因极有可能是因为拓跋部势力相对较弱,也没有突出的表现让中原王朝另眼相待,以至于史官忽略而未加记载。作为北方少数民族众多部落中的一支,虽然对中原王朝有所滋扰成为“边害”,但实力并不如《魏书·序纪》所说的那样强大,魏晋中央政权对待拓跋部的方式也不比其他诸部更特殊。虽然《序纪》留下了拓跋部与魏晋中央政权交往的许多可信的记载,但其中拓跋氏与魏晋政权平等交往的形象,不过是因为强大的北魏王朝建立之后“倒放电影”式逆推历史而产生的。如此,则将拓跋氏发展早期北部草原部落林立、族类繁多的历史多样性过滤掉了。

  就拓跋氏与魏晋政权的关系来说,《序纪》与《晋书》《宋书》等其他史料的记载并非全都能互相参证,其实抵牾之处甚多。出土材料则带有很强的随机性,并不是必然能够与传世文献的记载建立关系。当传世史料记载简单模糊时,尤其如此。如果从研究目的出发简单地拼合连缀加以解释,往往因各取所需而众说纷纭,难以定论。就史事进行考证的逻辑,也仍有可以反思和改进的地方。

  怀疑《序纪》的史料价值者很多,如王鸣盛称:“魏之初起,其来甚远,然辽邈荒忽,不可纪录,盖自神元始有甲子纪年,昭成而国势稍定,然犹兴灭无常,二十八帝谥号皆道武所定,而二十八帝中惟猗㐌、猗卢、郁律、翳槐、什翼犍名通于晋为可据,其余凡单名者与猗㐌等不同,疑皆道武时所追撰。”王西庄之说虽过于极端,但并非全无道理。其中的“名通于晋”则为可据这一标准,几乎所有当代的研究者都予以回避。如果比对《宋书·索虏传》与《南齐书·魏虏传》中五花八门的鲜卑译名,就可以发现当时南方政权对北族人名翻译的混乱,说明史书中鲜卑译名本无定字。《序纪》中的力微、猗㐌、猗卢诸君长的名号与《晋书》、敦煌本《晋纪》等史料所见非常一致,而出土的四兽型金饰牌上阴刻的“猗㐌”汉名写法却又小有区别,说明《序纪》对诸君长名号采用了与中原政权史料相一致的译法。这些译名,很可能是史官参考了西晋的史料进行考证而来。猗㐌、猗卢事迹与《晋书》以及晋朝史料如敦煌本《晋纪》乃至出土的“猗卢之碑”高度照应,也可能与史官作了考证有关系。考证当然不是编造,但《序纪》编者和后代史家对拓跋氏与华夏之间早期关系的考证,尽最大的可能在不同材料之间建立联系,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扩大了史料本身所反映史实的范围,还磨灭了不同史料的相异之处,甚至产生不断重叠层累的误区。

  这类考证的逻辑,可以通过《魏书·序纪》中某些较极端的例证来作分析。《序纪》将拓跋氏与华夏的联系一直追溯到黄帝时代,并声称拓跋氏的祖先是华夏初祖黄帝,并详述黄帝少子昌意及其裔始均的事迹。昌意和始均都是在《史记》、《山海经》等传统文献中可见到的黄帝子孙,而且都与文献中的“北狄”有联系,见诸《序纪》的事迹也几乎全部都有文献凭据,并非出于生造。不过,自始均以下至拓跋先祖成帝毛有长达约两千年的空白期,《序纪》对这段空白期也有过解释,称“爰历三代,以及秦汉”,“不交南夏,是以载籍无闻焉”。《三国志·乌桓鲜卑传》注引王沈《魏书》载,秦汉之际,“鲜卑自为冒顿所破,远窜辽东塞外,不与余国争衡,未有名通于汉,而自与乌桓相接。”所谓鲜卑“未有通名于汉”,也就是说汉代中央政府还不知道有鲜卑部族的存在,这又恰好能与《序纪》“不交南夏,是以载籍无闻焉”的记载相照应。这些考证的逻辑似乎都可以成立,但由于这段记载有明显的政治目的,今人仍旧可以肯定“黄帝祖先说”并不是拓跋氏早期历史记忆的原初状态,而是史官将华夏传统的知识嫁接到拓跋氏口传资料之上而成。对《序纪》中这段记载,几乎没有学者否定这是出自北魏时代的汉人史官之手。存在争议的,仅仅是何时造作、造作者是何人而已。很少有学者注意到,除了有明显的政治目的之外,北魏史官在造作史事的时候,其实还采用了征之“载籍”这一似乎合乎规范的考证技术。那么史官造作史事所采用的考证逻辑,在《序纪》的其他部分是否也会存在?后来的史学研究,是否也会不自觉地利用类似的逻辑考虑问题?

  实际上,不仅是北魏史官,后世的研究者也会将一种类似的逻辑用到具体史事的考证中去。《序纪》记载拓跋部与中央政权的接触始于力微遣子沙漠汗入曹魏,时在始祖四十二年,即曹魏景元二年(261)。胡三省据《三国志》裴注所引王沈《魏书》所载汉桓帝时事,将这一时间上推近百年。汉桓帝时有鲜卑檀石槐分其地为三部,其大人有曰鞬落罗、日律、推演、宴荔游等皆为大帅的记载,考订云“推演,盖即推寅也”,这就表示推寅时代拓跋氏已经在中原政权的视野中出现了。这一观点得到姚薇元等先生的认可。不能回避的一个事实是,渊源于不同材料的“推演”和“推寅”,时代似乎难以对应。马长寿、曹永年先生推定推演应该是《序纪》中的第二推寅,亦即献帝邻,二者记载在时间、地点以及重大事件上大致能合拍,胡三省认为“推演”与“推寅”为同一人的逻辑硬伤似乎在此得以弥补。不过,《序纪》说“献帝命南移”,到圣武帝诘汾时“始居匈奴之故地”,似也说拓跋氏南迁匈奴故地较檀石槐时代为晚,还是有逻辑缺环。除去名字类似,时代、地域有可能接近以外,史家仍旧找不到这二者之间更多的共同点,因此这一观点也就陷入了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困境。实际上,从胡三省到多位现代史家的逻辑,就是尽量寻求不同史料之间的共同点以求扩大证据链条,但这种共同点是否真的存在,则根本无法得到证实。其中的逻辑漏洞是,拓跋口传史料与华夏传统文献二者记载的事实,无法被证明具有共同性,也即是说,讨论这个问题的逻辑前提是无法成立的。

  今人强调出土材料与传统史料的互证,有时候也不知不觉会陷入类似的逻辑问题中。出土材料中最先被史家所看重的,往往是能够为依靠传统史料无力解决的问题提供新证据的部分。为此,学者还可能有意识地为解决某些问题进行考古发掘。为寻找拓跋氏的起源地而不断追寻相关线索,最后发现嘎仙洞遗址,就是这种典型做法之一。实际上,嘎仙洞与拓跋族源的关系只是一种主观认同,而不一定具有事实基础,无论是北魏太武帝还是当代学者皆是囿于此处,因此罗新先生称之为“嘎仙洞的两次发现”。同样,为出土材料寻找传统史料中的依据,力图让出土文物对应特定的历史事件,其实也是基于类似的逻辑。出土材料和传世文献之间的联系,有些能够建立,有些则会出现逻辑漏洞。如前文所见学界对官印材料的解读,即是由于过于强调建立二者之间的联系而出现的逻辑误区。这些问题的出现,其实未必是出于特定的政治目的,更多的可能是无意的。要避免这类问题,就需要对史料进行更多地横向比较,不能脱离材料出现的原始环境来进行解读,重视相吻合内容的同时也正视与材料原始环境的不协调处。

  拓跋氏早期历史涉及到北魏王朝的起源乃至北魏王朝的“内亚性”等重要学术问题,但由于存世史料不多,因而学术界对很多关键问题长期未达成共识。拓跋氏与魏晋中央政权的关系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在史料记载本身比较简略的情况下,寻求不同史料之间的共同点以求扩大证据链条是比较普遍的做法。北魏史官就已经开始使用这种考证和解释原始史料的方法,相对系统的史料《魏书•序纪》已经有所表现。本文所着重论证的问题,并非是《魏书》等基本史料不可信据,而是力图辨明从北魏史官以来的考证与解读超出史料原本范畴的部分,还原拓跋氏与魏晋中央政权关系的基本面貌。

  在对现存史料和前人研究谨慎地进行清理和辨析之后,早期拓跋氏与魏晋中央政权关系的基本面貌,也可以作出相对客观的总结。从时间上说,双方建立关系的时间断限应该在文献记载的力微时代。只有在力微时代,拓跋氏成为魏晋北部边境一支重要力量以后,才能进入魏晋中央政府的视野,具备同中央政权直接交往的条件。从交往状态方面说,偶有冲突以外,拓跋氏基本以“外臣”的身份对魏晋中央政权长期维持着不对等的朝贡关系。拓跋氏在魏晋之际还只是北部边境的一个普通部族,虽然能够对中原王朝有所滋扰,但并不如《魏书》所说的那样强大,双方的关系也不是平等交往的关系。拓跋氏通过朝贡、送质、接受封号的方式将自身纳入魏晋政权的天下体系之中,也获得了华夏文化的熏染和“金帛缯絮”等经济报偿。正因为如此,拓跋氏对魏晋中央政权的向心力才会在双方的交往中越发强化。拓跋部对中央政权的朝贡关系维持了较长的时间,有可能是从曹魏时期也就是拓跋部始祖力微的时代开始,一直持续到西晋八王之乱以后。西晋中央政权在内乱中崩塌,维持朝贡关系的条件难以存续,才是这种民族关系发生变化的动因。

  本文原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06期,感谢郭硕先生惠赠图片、授权发布!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本文由美高梅www.163888.com于2019-08-20日发布